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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标题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吗?
著作权能否转让
一、著作权能否转让著作权是一种民事权利,具有双重性,属于人身权利部分是专属性的,原则上不能转让,属于财产权利部分是可以转让的。但是,财产权利的转让只能在法定期间内进行(即作者终身及其死后50年内)。著作权一经转让,著作权人便丧失了转让部分的权利。
二、著作权的转让及转移是如何的(一)有偿与无偿著作权的转让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前者如通过买卖或者互易等方式,后者如通过赠与或者遗赠等方式。(二)分别转让与分地域转让著作权中的各种财产权并不是必须全部转让给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著作权人可以对转让的权利内容进行多种选择。著作权人可以将其享有的出版权、翻译权分别转让给出版社、翻译公司;除此之外,著作权人还可以把不同艺术形式的改编权转让给不同的改编人。著作权人也可以分地域转让自己的著作权。转让合同中,著作权人未明确转让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行使。与著作权人订立转让合同的,可以向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三、著作财产权限制有什么
1、时间之限制
任何之创作均受惠于前人与文化之影响,并非凭空而来,故保护著作财产权应有一定保护期间,否则无期间限制,对于公共利益与文化发展,均无实益。准此,著作财产权于权利期间,其为私有财,即得自由行使,倘逾权利期间者,则为公共财,原则上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不需支付代价与原著作财产权人。
2、事务之限制
著作之创作固有著作人自己之劳心结果,惟亦受社会文化之影响,是著作之创作具有相当之社会性。准此,对于著作财产权之保护,自应谋求折衷之平衡处。基于社会之整体利益,应将著作财产权视为实现著作权法目的之一种适当方式著作权法应适度之保护著作权,以维护著作人创作之诱因。为兼顾公共利益,著作权法亦重视追求国家社会之最大利益,对著作财产权为一定之限制,此限制属著作之公共限制,即准许著作于一定范围与条件下,得供一般人自由使用,不至于构成侵害著作财产权之情事,以促进国家社会文化之普及发展。该公共限制的情形有下面四中情况:依据著作利用性质,不适宜为著作权所及;基于公益理由,认为对著作权有限制之必要;基于与其他权利调整之目的,认为对著作权有必要限制之;于无害著作财产人之利益,且属于社会惯行者,亦得对于著作财产权加以限制。
3、强制授权之限制
他人基于必须利用著作之一定正当理由,得申请主管机关准许对著作财产权人支付或提存一定使用报酬后,就其著作加以重制。导致著作财产人是否订立契约之自由,受到应有之限制,即所谓强制缔约。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有关音乐著作之强制授权,其性质属强制缔约之情形。盖音乐具有高度之流通性与极高之使用率,实不宜独占。依据经济分析之观点而论,倘强制授权对于整体经济之利益大于著作财产权人排他使用之利益,基于考虑增进之效益与相对之成本,自应限制权利之自由行使,以达成效用极大化与减少交易成本之目的。综上所陈,著作权法分别依据权利存续期间、事务性质与缔约自由等方面,限制著作财产权人行使权利之自由,实为达成调和著作财产权人拥有私益与社会大众享有公益之目的,并谋求促进文明及文化两大目标总和之效用极大值。
作品的标题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吗?
文字作品、美术作品等都可以登记版权,那么它们的作品标题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吗?文字作品的名称应属于作品的标题。作品的标题不仅限于文字作品的标题,还涉及音乐作品、美术作品等各类作品的标题。作品的标题能否成为著作权的客体,在整个世界范围还没有统一的规定。有的国家对其采取著作权的方法保护,有的国家采取其他方法给予保护,有的国家则不予保护。
在给予作品标题著作权保护的国家,也并非所有的作品标题都受著作权保护,而是视情况对作品的标题分别采用著作权法或者反不正当竞争法给予保护。例如法国1957年著作权法第5条规定:智力作品的标题,只要具有独创性,同作品一样受本法保护。即使在作品保护期届满后,任何人不得在可能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在同类作品上使用该标题。对于那些不具备独创性的作品标题,则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给予作品标题著作权法保护时,如何界定标题的独创性。我国著作权法没有明确规定,标题可否作为单独的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鉴于国外的实践经验,如果只对具有独创性的标题给予著作权保护,在司法审判中就必须划定是否具有独创性的界限,这无疑给司法审判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因此,我们认为,作品的标题宜由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而不宜由著作权法保护。这样,不管标题是否具有独创性,只要被他人用于商业目的,都有可能寻求法律援助。
法律如何规定著作权的所有权?装配权和装配工程著作权有什么区别?汇编作品是指将若干作品、作品片断或数据或其他不构成作品的材料汇集在一起的作品,其内容选择或编排体现了独创性。汇编作品的著作权部分应由汇编者享有,但行使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部分。装配权和装配工作著作权有什么区别?
1.什么是装配权?中国《著作权法》第16条明确规定:汇编权,即通过选择或编排将作品或作品片断汇编成新作品的权利。集会权包括以下要素:
1.选择或安排作品或作品片段;
2.选择和安排构成一个原始的汇编工作,而不仅仅是一个副本;
3.编译作品著作权保护汇编者的原始选择和排列,不包括原始资料和数据著作权;
4.选择和安排是创造性活动的核心,选择和安排的方式不应受到限制,更不用说是常规的了。编辑是指在一些原创作品的基础上,通过选择或编排来创作原创编辑作品的过程,需要获得原创作品2人以上的许可;然而,它是否被许可并不影响著作权的编译作品。如果在装配过程中创建了新作品,则应适用装配权保护,否则应适用复制权保护。如果在装配过程中仅选择一个工件进行排列,则只能应用版权保护。
2.装配权和装配工作著作权有什么区别?根据相关法律,汇编权是指通过选择或安排将作品或作品片段汇编成新作品的权利。当作者编辑自己的作品时,他们会在原作品和编辑后的作品的基础上享受双重著作权。前者是著作权的原创作品,而汇编作品是演绎作品,也享受著作权。如果你编译别人的作品,你应该获得原作者的许可,即汇编者的许可,这样汇编者就可以为汇编的作品生成新的著作权版本。超过著作权保护期的作品无权组装。
然而,如果这些作品被编译,并且这种编译形式能反映汇编者的独特选择、选择、组合、排列和设计,汇编者也能为它的编译形式生成新的著作权。例如,在选择和编排《宋词新选》时,虽然每个词的著作权丢失了,但如果选词中的每个词的选择和整本书的整体结构安排都体现了独创性,那么汇编者就可以享受这种形式的新的著作权了。其次,关于汇编作品的著作权所有权,我国《著作权法》第14条规定汇编作品的著作权所有权和著作权权的行使如下:汇编者享有著作权的汇编作品。编纂者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这在实践中很常见。
此外,应当注意的是,汇编者对于由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汇编作品构成的汇编作品,在其设计和编排的结构或形式上仅享有著作权的权利。例如,当进入公共领域的古典文学作品被挑选出来,或者根据某些行业的需要制定法律法规时,情况就是这样。著作权人的编辑作品不得侵犯著作权人的原作者,行使著作权人的编辑作品。也就是说,在编辑和创作个人作品时,如果这些个人作品仍然享有著作权的权利,就应该征得原作者的同意并支付报酬。
软件著作权保护的司法实践要注意哪些问题?
基于软件著作权的审判实践,在推进软件著作权的保护中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软件著作权的性质。
在信息科学领域,软件是与硬件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软件包括系统软件、工具软件、数据文件等,其中系统软件和工具软件是程序,是区别于传统作品而成立的一种具有实用性的新作品;至于数据文件,比如扩展名为doc、pdf、mp3或avi等文件,其实质仍然是传统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电影作品等,只不过作品的载体发生了变化。因此,软件这一概念的外延大于程序,是程序的上位概念。著作权法第3条将计算机软件与文字作品、音乐作品、电影作品等并列。基于理论体系的自洽性,软件保护条例第2条不得不特别指出,此处的计算机软件特指程序及有关文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做法未尝不可。但其最大弊端在于,与国外进行学术对话和交流时将会存在障碍,毕竟software与programme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软件著作权保护的特殊性更多地体现在其对程序著作权的保护上。
二是软件著作权的侵权认定。
总体而言,软件著作权的侵权认定与一般财产权利的侵权认定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在实务中,主要涉及以下问题:(1)预装盗版软件行为的性质。尽管交易的主要标的是电脑整机(即硬件),但是销售商在机器上预装盗版操作系统和工具软件的行为,毫无疑问减少了软件权人的市场份额,构成侵权,应当承担包括损害赔偿在内的民事责任。从法律适用的角度看,销售商的预装盗版软件行为侵犯了软件权人的复制权和发行权。(2)最终用户侵权的认定。最终用户即是对软件进行功能性使用的人。侵权复制品的善意使用人,应承担停止使用、销毁侵权复制品的责任,但不承担赔偿责任;侵权复制品的恶意持有人对软件进行商业使用的,应承担包括赔偿责任在内的民事责任。
三是软件著作权侵权诉讼中的证据保全。
软件具有易卸载、易删除的特点。法律规定证据保全适用条件的核心要件均为: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因此,软件著作权纠纷中是否采取证据保全,以及何时适用证据保全需要特别注意。从广东省东莞市中院处理微软公司诉东莞市动感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一案看,对于是否裁定证据保全,原则上应当要求当事人自己收集、提供证据;但在实务操作中也要综合考虑当事人是否有能力、有可能取证。此外,证据保全过程应当体现当事人双方的主体参与性。一方面,申请人对软件技术更专业,更清楚如何提取侵权信息和证据;另一方面,证据保全往往会直接影响到被申请人的经营活动,被申请人有权利对证据保全的具体实施方案提出异议和建议,从而尽可能地减小影响和损失。
四是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害的赔偿。
在司法实践当中,如何确定权利人发行软件复制品的单位利润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是计算损害赔偿的基准。实践当中,有直接以软件的市场价格作为单位利润,再乘以侵权复制品的数量,从而得出损害赔偿额。这样处理的依据在于,软件复制品的载体成本很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种处理方式值得商榷。这是因为,软件开发者之所以获得著作权的保护,并不在于他们支付了软盘、光盘等这些载体的成本,而在于他们付出了昂贵的开发成本。
为了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鼓励软件市场的繁荣,法律有必要对软件开发者赋予权利,加以保护。因此,我们在确定软件权人发行软件复制品单位利润的时候,绝不能忽略开发成本。此外,软件权人还存在建立销售网络、提供售后服务等不可忽略的成本,可见,不能简单地以软件市场售价作为计算权利人每单位损失的基准,应当扣除各项成本,以平均净利润作为计算单位损失的基准,然后乘以侵权软件的数量,从而得出权利人的损失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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